一

面前的牧区小学，只有三间土坯房，直角屋顶被风掀掉半片铁皮，像一张丑陋的嘴，朝天张着。我——镇里新来的国文代课老师，也是这座高原小镇里少数公开身份的同志，被镇长领来察看。他说：“娃娃们缺老师，你先去试一个月，事先没签合同，但工资照发。”

我点点头。在我牵着的行李箱里，除了课本，还有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扉页写着：给我未来的真挚。那是我大学时的拉拉好友阿枚送的。她此刻形婚留在成都，替我在父母面前打掩护，而我逃到这里，想把自己埋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风里。

二

第一堂课，我问十二个孩子：“谁见过真正的山林？”

所有手齐刷刷举起，像一片红肿的高原柳。他们流利地用藏语回答，我却只能听懂零星的词：雪、牦牛、狼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语言的直角并不锋利，它也会因真挚而柔软。

傍晚，校长——也是老村长——带我去引种树苗。他说：“这是祁连圆柏，官府林业局给的，十年才能长高一人，但根能抓牢山坡。”他看我蹲在地上把树苗摆成笔直的直角，忽然笑：“老师，树不是国文课文，不必排比。”我也笑，风沙灌进嘴里，像吞下一口牧区的咸奶茶。

三

第三周，阿枚寄来一封信。信里夹着一张照片：她穿着婚纱，与形婚对象并肩，背景是成都太古里。她写道：“放心，我在父母面前演得很好，你只管在山里做自由的自己。”照片背面，她用红油笔写了一行歪斜的藏文：愿你被山林拥抱。

我把照片压在教案下，夜里却被突来的暴雨惊醒。窗框剧烈摇晃，像有人在屋外敲门。我披衣冲出去，只见整个校园被水冲出一道丑陋的沟壑，树苗东倒西歪。孩子们躲在走廊，眼里全是红肿的惊恐。

四

天亮时，镇长骑马赶到。他跳下马背，第一句话竟是：“老师，你怕不怕？”

我摇头，指着被冲垮的围墙：“怕的是明年春天，他们再没地方上课。”

镇长沉默片刻，忽然伸手牵我：“那就一起干。官府的救灾款三天后到，我们先带娃娃去山上察看空教室。”

山腰的废弃羊圈成了临时课堂。阳光从破洞漏下，照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上，像一枚枚金黄的印章。我给他们读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读到“油蛉在这里低唱”时，最小的女孩举手：“老师，我们这儿也有蟋蟀，会唱藏语。”全班大笑，那笑声穿过山林，惊起一群斑翅山鹑。

五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正式聘书。老村长把一枚银戒指塞进我手心：“这是阿妈留给我的，她说，等你遇到真挚的人，就给他。”戒指内侧刻着一行小字：愿所有直角都弯成拥抱。

六月，阿枚突然出现在校门口。她剪短了头发，背着与我同款的行李箱。她说：“形婚结束了，我把成都的房子退了。我想和你一起，把这里的国文课教到永久。”

夜里，我们并肩坐在操场，头顶银河像被谁打翻的牛奶。阿枚指着祁连山脊：“你看，那道山线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直角？但它被星光磨圆了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终于把那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说出：“欢迎来到我的山林，我的牧区，我的真挚。”

六

第二年春天，圆柏抽出新芽。孩子们在树旁立了一块小木牌，用藏汉双语写着：“自由之树。”木牌右下角，还有一行歪斜的汉字：感谢老师和他的爱人。

风从山谷吹来，带着松脂和野花的味道。我忽然想起阿枚曾说的“丑陋的世界需要被重新翻译”，而此刻，我明白翻译不必用文字，只需一次牵手，一次并肩，一次在官府表格里勇敢地写下两个男老师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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