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梁第一次听见“形婚”这个词，是在北京五道口的一家同志酒吧。灯光像被调拨过的流量，忽明忽暗。他对面的拉拉阿初晃着啤酒杯，笑得像要把所有秘密倒进他的耳朵里：“咱俩领证，我帮你拿加拿大身份，你帮我堵我妈的唠叨，怎么样？”

　　大梁三十岁，软件工程师，同志，单身，户口挂在海淀某行政区，却总觉得地缘把自己困在一座看不见的派出所。阿初二十九岁，拉拉，摄影师，护照上贴着十年前在渥太华大使馆留下的枫叶贴纸。她说：“懂得都懂，咱俩只是给各自的生活做一次减灾演练。”

　　三个月后，他们飞去温哥华。飞机掠过白令海峡的那一刻，大梁想起母亲微信里的语音：儿啊，别太挑，女孩老实就行。那声音像兆赫兹的电波，穿透云层，赤裸得让他耳根发烫。

　　婚礼在列治文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小教堂举行。阿初租了白纱，却配了球鞋；大梁穿西装，袖口别着彩虹扣。证婚人是阿初的表姐，在市政府做减灾顾问，口头禅是“让利给未来”。她递上誓词时，压低声音：“放心，这教堂下周就改仓库，不会有人记得你们。”

　　签字、拍照、上传社交媒体。阿初把精修图发进一个名为“北纬五十度形婚互助会”的群，配文：今天开始，合法室友。点赞瞬间破百，流量像雪崩。大梁盯着屏幕，忽然觉得卑鄙——不是对阿初，是对那些真心祝福却看不懂暗语的亲戚。

　　回国的航班上，阿初递给他一张折成纸飞机的移民纸：“三年后你拿枫叶卡，我拿到我妈的闭嘴券，再离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像在讨论超市折扣。大梁却听见自己的心咔嚓一声，像被派出所的铁门锁上。

　　第一年，他们住在本拿比一栋老木屋里。冬天雪厚三尺，阿初在壁炉前剪片，大梁窝在沙发上写代码。偶尔有朋友来访，他们便摆出婚纱照，像摆拍一场高远的梦。夜里，各自回房，门一关，世界安静得只剩风。

　　第二年，阿初的妈妈飞来探亲。老太太一进门就唠叨：“什么时候要孩子？”阿初把大梁推向前：“他在健身，精子质量得调到最•佳。”大梁笑得脸僵，心里骂自己真他妈会演。晚饭后，老太太塞给他一张银行卡：“这是让利，将来孩子教育金。”大梁捏着卡，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。

　　第三年，枫叶卡批下来的那天，阿初约他在斯坦利公园见面。樱花刚开，风一吹，花瓣像粉色的雪崩。阿初递给他离婚协议：“我妈信了，也累了。你呢？”大梁抬头，看见她眼角有细细的纹，像地图上的等压线，把两个人的故事压成薄薄的一层。

　　他忽然问：“如果——我是说如果——我们真在一起呢？”阿初笑出声：“别闹，我们是形婚，不是变形记。”她转身往港口走，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大梁。

　　签字那天，他们去了温哥华市中心的地方法院。出来后，阿初说要去阿拉斯加拍极光，大梁则要回北京，继续写代码。分别前，阿初举起相机，对准他：“最后一张。”快门声咔嚓，像把三年的时光剪成两半。

　　回到北京，母亲早已准备好相亲名单。大梁坐在五道口那家早已关门的酒吧旧址，忽然想起阿初说过的话：“形婚不是骗局，是减灾——把地缘、户口、家庭期待这些洪水，引到一条不会冲垮任何人的河道。”

　　他打开手机，群里弹出一条新消息：互助会下周在上海办分享会，主题——“形婚之后，我们如何继续惬意地生活？”大梁笑了，笑得像要把所有秘密都倒进夜色里。

　　那一刻，他懂得：形婚不是终点，而是把赤裸的现实折成纸飞机，让它飞往更高远的天空。至于降落在哪里，也许并不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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