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婚，作为同志与拉拉社群中一种特殊的过渡策略，近年愈发频繁地进入公共视野。它像一出精心编排的剧：两位主角在台前扮演恩爱夫妻，在幕后却各自采摘属于同性的爱情果实。剧情并不新鲜，却不断被不同年龄段的人重写。

　　邓先生今年三十五，前日刚与一位拉拉朋友签署形婚协议。对外，他们是“姐弟恋修成正果”；对内，他们是“各取所需的合伙人”。邓不光要在父母面前张口叫对方“老婆”，还要在节假日陪她去庵里烧香，以示“家庭和睦”。这套仪式像培养细菌的温床，让谎言逐步发酵，也让真实自我继续沉沦。

　　形婚的吸引力在于：它似乎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难题。父母不再逼婚，单位不再质疑，弟妹们也有了“嫂子”或“姐夫”的明确称呼。然而，过渡性的便利往往伴随长期的隐痛。邓说，最尴尬的不是同房分床，而是每年春节回家，母亲拉着他去采摘园，非要拍一张“小两口甜蜜摘草莓”的照片。镜头里，他笑得像博爱世人的菩萨，镜头外，他的同志伴侣只能在微信里发一句：“别弄疼自己。”

　　拉拉社群的处境同样微妙。小赵与邓形婚后，搬进了两居室。客厅是公共展示区，卧室却用密码锁隔开。她常把女友带回“娘家”，对外称“闺蜜留宿”。前日，小赵的母亲突然来访，看见门口两双高跟鞋，顺口问：“弟妹也来啦？”那一刻，她张口结舌，仿佛被人揭开一道尚未愈合的疤。

　　学界常用“社会时钟”解释这种现象：当主流文化把婚姻视作成年礼，同志与拉拉便被迫在真实自我与家庭期待之间走钢丝。形婚像一座临时搭建的庵堂，表面香火鼎盛，实则摇摇欲坠。更危险的是，它容易让参与者把阶段性策略误当终身归宿，从而放弃对平权的进一步争取。

　　然而，也有人试图在剧终时改写剧本。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团队正着手拍摄纪录片《双面喜帖》，记录十对形婚夫妻三年内的聚散。导演在招募启事里写：“我们不评判，只呈现；不光要拍婚礼上的笑脸，也要拍凌晨四点的眼泪。”项目启动不久，报名者已突破两百，横跨二十至四十五岁年龄段。有人留言：“我愿意让你们拍我离婚那天的表情，只希望提醒后来者——形婚不是终点，而是必须计算成本的跳板。”

　　拍摄过程中，团队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那些把形婚限定为“三年以内过渡”的人，往往更积极地学习法律、财务、心理学知识；而一开始就宣称“一辈子演到底”的人，却在第三年集体陷入抑郁。数据似乎印证了博爱的悖论：越想周全所有人，越容易在谎言里窒息。

　　如何减少形婚的伤害？至少有三件事可做：其一，社群内部应建立更完善的互助网络，让同志与拉拉在决定形婚前，先获得法律咨询与心理评估；其二，媒体与公益组织需持续科普，让父母辈明白，逼婚可能把孩子推向更深的沉沦；其三，政策层面应加快同性•伴•侣权益的立法进程，当婚姻不再是唯一通行证，形婚自然失去市场。

　　邓在采访尾声说，他最大的愿望是五年后补办一场“离婚答谢宴”，邀请所有帮助过他的人。他要在宴会上播放纪录片，并在片尾打出一行字：“感谢形婚，让我看清自己真正的婚，应该与谁结。”那一刻，他不再是演员，而是导演。

　　采摘季节又快到了，邓的母亲仍催他带“媳妇”回家。他笑着答应，却悄悄把机票改签成去阿姆斯特丹的同志骄傲游行。这一次，他决定不再张口说谎，而是高举彩虹旗，替所有仍在形婚剧里挣扎的人喊出台词：爱不是表演，是真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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