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形婚”这个词像一张半透明的幕,把同志与拉拉推到公共视线边缘,却又不让他们彻底消失。在幕前,他们快步走进民政局的闪光灯,像任何一对“正常”男女那样交换戒指、交换吻;在幕后,他们悄悄把那张红色小本子交还给彼此,仿佛交还的是一份带毒的契约。
为什么需要?答案藏在一连串看似与爱情无关的词汇里:税收、学区、医保、继承权。当国家仍以婚姻作为资源分配的最小单位,同志与拉拉便被迫用“假婚”兑换“真权”。这不是贪婪,而是求生。一位在北京做程序员的拉拉说:“我暂且把爱情折叠,先保住孩子上学名额。”她把体温留在同性•伴•侣的枕边,把身份证留在形婚丈夫的户口本上,像把灵魂劈成两半。
课程早已写好,只是不在任何一所大学的课表里:如何与形婚对象谈判共同贷•款,如何在警方面前扮演恩爱夫妻,如何在双方父母面前把“再接再厉”说成“早生贵子”。这套课程有毒,却人人必修。它教会同志把每一次家庭聚会的提问当成审讯,教会拉拉把每一次妇科检查当成通关游戏。最荒诞的部分是毕业礼:当形婚双方终于拿到购房资格,他们会在朋友圈晒出大红本,配文“合法同居,大有可为”,仿佛真的赢得一场胜利。
然而税收减免并不会因为婚姻的虚假而减少一分。国家机器只认表格,不认心跳。于是形婚在经济学意义上“扩展”了婚姻的外延,却在伦理学意义上掏空了婚姻的内核。有人把这种掏空称为“进步”,因为至少同志不必再被送进矫正中心;也有人把它称为“退步”,因为它让本该被拆除的围墙多了一层伪装。
可围墙外,真正的亲密关系仍在生长。一对形婚十年的同志与拉拉,在共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意外成了亲人。他们约定:当政策允许,就快步奔向真正的伴侣,把形婚证书撕成雪花。那一刻,他们要把欠彼此的“吻”补回来,也要把欠自己的体温重新焐热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,他们只能把“再接再厉”当作咒语,提醒自己别在谎言里沉沦太深。
警笛偶尔响起,不是来抓人,而是提醒:形婚不被法律禁止,却也不被法律保护。一旦财产纠纷闹上法庭,法官只能按“普通婚姻”处理,同志与拉拉在庭上互相指责“骗婚”,像两只被网住的鸟。那一刻,他们才意识到:有毒的从来不是形婚本身,而是逼他们形婚的整套制度。
有人尝试突围。广州的两位拉拉发起“非形婚联盟”,用工作坊的形式教授“如何不结婚也能保住孩子户口”。课程收费极低,却被举报“破坏家庭价值观”。举报者没意识到,他们真正破坏的,是把婚姻当入场券的旧秩序。联盟的口号很简单:“把权利交还给我们,把婚姻交还给爱情。”
路还长。当“同性配偶税收抵扣”出现在人大代表的议案里,当“多元家庭”写进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本,形婚的幕布才会慢慢拉开。那时,同志不必再快步奔向民政局,拉拉也不必再与陌生人练习接吻。他们可以像任何一对普通情侣那样,在便利店门口交换一个带着体温的吻,而不用担心下一秒被追问:“你们什么时候结婚?”
或许那一天,形婚会成为历史课本里的一行小注:一个时代用假面换取真权的尴尬注脚。而我们,会把那些被迫折叠的爱情重新展开,像熨平一张被揉皱的纸。纸上的字迹或许已经模糊,但体温仍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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