破晓之前，华南的雾气像一层褪色的滤镜，把风车与棕榈都调成灰蓝的色调。建国蹲在村口的老榕树下，手里攥着一张被反复折叠的纸——那是一份形婚协议。协议的另一端，是拉拉阿青。两人约定：一会儿在镇民政所签字，供长辈一个“已婚”的幻觉，也给自己三年喘息。多久能摆脱这纸契约？建国没答案，他只觉得胸口像被鬼魂掐住，呼吸带着铁锈味。

同志与拉拉选择形婚，往往起于危难。建国的母亲查出癌症，临终前唯一的愿望是“看你成家”；阿青的父亲在宗族聚会上被戳脊梁骨，说“女儿再能干，也是赔钱货”。于是，两条平行线经由人情债被强行缝合。协议里写得从容：互不干涉私生活，逢年过节配合演出，三年后好聚好散。可谁都知道，纸上的字一签，就像风车被钉进泥土，想再拔出来，得带出一地碎叶。

民政所的灯光冷白，照得人脸发青。工作人员照例询问：“是否自愿？”建国点头，阿青也点头，声音却像被抽掉空气。拍照时，摄影师让他们靠近一点，建国闻到阿青发梢的柠檬香，忽然想起前任——那个因艾滋病离开的男孩。前任走前把两人的合照剪成两半，说“别让我做你的鬼魂”。此刻，建国感觉那半截照片正在胸口燃烧，烫得他几乎要破功。阿青悄悄捏了捏他的手腕，像在说：撑住，一会儿就好。

仪式结束，两人回到华南小镇的出租屋。阿青掏出一张便签，开始梳理未来三年的“表演剧本”：春节谁先上门、中秋送什么礼、万一长辈催生该如何应对。建国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箭头与备注，忽然觉得荒诞——他们像在给一场长达三年的戏剧写分镜，而观众只有一群渴望长寿却不懂他们的老人。更荒诞的是，这份剧本里没有艾滋病、没有同志酒吧、没有拉拉聚会，只有“正常夫妻”的柴米油盐。

夜深，建国独自走到屋顶。远处风车缓慢旋转，叶片割开月光，像一把钝刀。他想起前任曾问：“我们多久才能不躲？”那时他答不出，现在依旧答不出。形婚像一堵透明的墙，隔开了真实与谎言，也隔开了病与爱。艾滋病在城里依旧被当成鬼魂，人人避之不及；拉拉在职场里被暗示“别太高调”。建国忽然明白，这纸协议不只是给父母看的，更是给自己看的——仿佛只要穿上“已婚”外衣，就能从流言的枪口下从容走过。

可墙再高，也挡不住风。三个月后，阿青在拉拉聚会上遇见真正想牵手的人；建国则在同志社群做志愿者，陪伴一位艾滋病感染者走完最后一程。两人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，把协议摊开，像拆解一枚炸弹。阿青说：“我们供的这场戏，该落幕了。”建国点头，却发现手指在抖。撕碎协议的那一刻，他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破了——不是恐惧，是枷锁。

破晓再次降临，风车依旧旋转，但色调似乎亮了一些。建国把撕碎的纸屑撒向空中，像放飞一群白色小鸟。阿青站在他身旁，轻声问：“多久才能彻底自由？”建国望向远处渐红的云层，答：“也许还要很久，但至少，我们不再自己骗自己。”鬼魂不会消失，流言也不会一夜蒸发，可他们终于学会，在危难中把剧本撕破，让真实的风吹进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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