赶集的人潮在天明前就已涌动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形婚广告像彩旗一样挂得满满当当——“男同志寻拉拉互助”“形婚两年，价可议”。没有人高声吆喝，却句句带刀：同志小郭把“社会福利”四个字写得斗大，仿佛那是抵御父母追问的最后盾牌；拉拉阿初把“场地费AA”贴在最下方，像一句轻声的叮咛，提醒彼此别把交易演成眷恋。

　　形婚不是新鲜词，却依旧需要说服力。小郭第一次遇见阿初，是在城市东郊的彩虹咖啡馆。那天阳光很好，却照不亮他心里的阴影：母亲已经下了最后通牒——若今年不带新娘子回家，就断绝母子关系。阿初的处境相似，女友远在海外，家里却日日催嫁。两个人像两块被生活挤压的零件，临时被命运组装到一起，签下一份“天亮就散”的协议。

　　协议写得极细：春节各回各家，中秋共同出镜；婚宴分摊，婚纱租两套；三年后可离婚，若一方遇真爱，另一人必须无条件配合离场。签完字，他们碰了一杯柠檬水，酸得连声皱眉，却谁也没喊停。那一刻，小郭忽然明白：所谓“正义”，并不是让所有人理解同志的爱，而是让无力出柜的人也能在夹缝里活下去。

　　婚礼场地选在城郊的“兴隆厅”，名字吉利，价格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。为了省钱，他们把背景板拆成三块，自己连夜组装；把喜糖换成淘宝散装，再用丝带绑成蝴蝶结。新娘子阿初穿着租来的白纱，裙摆拖地三米，像一朵被迫盛开的昙花。她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嘴角却抖成涟漪。小郭走过去，轻轻一句“别怕”，像赶集人最后的叮咛——今天我们是演员，演完就卸妆。

　　仪式开始，双方父母坐在高堂，笑得像两尊开光佛像。司仪高声颂词：“佳偶天成，百年好合。”小郭和阿初对视一眼，同时别过脸去。那一刻，他们心里闪过的不是爱情，而是逃兵般的庆幸：总算又熬过一关。敬酒环节，小郭替阿初挡了三杯白酒，胃里烧得像起火；阿初则为小郭母亲剥虾，指尖沾满汤汁，却听见老太太连声夸“贤惠”。两个人在人海里逢场作戏，像极了一对真正的眷侣，只有彼此知道，这份“恩爱”是按小时计费。

　　婚宴散场，宾客退场，场地灯光一盏盏熄灭。阿初把婚纱换下，塞进黑色塑料袋，像处理一次过期广告。小郭递给她一张纸巾，两人都沉默了。夜风吹来，带着远处稻田的腥味，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温柔。阿初突然开口：“三年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小郭想了想，答：“先攒钱，再去荷兰把男朋友接回来。”阿初笑了，眼角弯成月牙：“那我可能去加拿大，女友在等我。”他们像两个刚下战场的士兵，用最平静的语气交换未来的坐标，却在转身的瞬间，同时红了眼眶。

　　形婚到底值不值？这个问题像旧秤砣，压在所有同志与拉拉的心口。它无法放进社会福利的天平，也难以用法律条文丈量。可它确实让一些人暂时逃脱了逼婚的洪流，让父母得以在亲戚面前抬起头。小郭的母亲逢人便说：“我儿子成家了。”那句话像一枚勋章，挂在她的胸前，也钉在小郭的肋骨。代价是，他必须在每个春节继续扮演“好丈夫”，直到真正的天明到来。

　　有人说形婚是自我欺骗，是向传统低头；也有人赞它是草根智慧，是弱者的风范。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临时赶集：每个人都在摊位前讨价还价，只为取回一点点活下去的筹码。当社会尚未准备好接纳多元的爱，形婚就是那道用彩纸糊的拱门，脆弱却鲜艳，让同志与拉拉得以在门后喘息。

　　天快亮了，阿初把最后一袋喜糖扔进垃圾桶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小郭站在路灯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条通往未知的跑道。他们挥手告别，没有拥抱，也没有“再见”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下一次见面，可能是在离婚登记处，也可能是在某个遥远的国度——那时，他们终于可以牵着真正爱人的手，对彼此说一句：“谢谢，曾经帮我演过那场戏。”

　　赶集的人群渐渐散去，只剩下满地碎红的鞭炮屑，像一场盛大又空洞的颂歌。而真正的正义，也许还在路上。但只要我们仍在黎明前相遇、交换、叮咛，就还有希望在下一个天明发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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