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“同志”一词在中文语境里被重新点亮以来，中国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注视就不再只是猎奇，而是一场持续拉扯的公共讨论。有人把望远镜架在道德高地上，远远窥视；也有人把缴费单塞进同性•伴•侣手里，冷冷提醒“你们的爱情没有发•票”。在这一光谱里，“形婚”成为最刺眼也最无奈的实践：同志与拉拉为了应付父母、单位、户口、房贷，签下一场没有体温的契约，把婚姻变成武术表演——招式漂亮，却难免离心。

形婚不是中国独创，却在儒家的土壤上长成了畸形盆景。它像一本被仓促编撰的剧本：主线是孝顺，支线是房子，高潮是抱孙子，尾声是“你们先离，我再找”。参与者身上背着三重枷锁——传统伦理、制度空白、市场算计。当“成才”与“成家”仍被捆绑销售，任何离经叛道的选择都被视作对家族IPO的恶意做空。于是，有人抢先喝下这杯毒酒，只为给父母一个交代；有人则孤注一掷，远赴异地，把户口、档案、社保一股脑塞进陌生城市的抽屉，试图用空间换时间，结果却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——世界更小，孤独更大。

然而，历史不会只记录顺从。2014 年，北京一对男同志在民政局门口被婉拒后，当场举起写有“婚姻平权”的标语，开启了本土诉讼的先河；2019 年，上海一位拉拉在公司年会上公开婚讯，HR 的劝告像被静音的电视画面，尴尬地悬在半空。这些微观反抗，看似零敲碎打，却在悄悄改写“模”——原来家庭可以是合作社，也可以是俱乐部；原来亲密关系可以脱离“一男一女”的出厂设置，自行升级补丁。

更值得留意的是，形婚的副作用正在反噬主流社会。当同志与拉拉以合租室友的名义共同缴费买房，当双方父母发现“儿媳”与“女婿”从不同时出现，传统叙事开始出现裂缝。一位母亲在短视频里哭诉“我养了三十年的儿子，居然骗我”，弹幕却飘过“阿姨，他只是不想骗自己”。这一刻，离心不再只是形婚双方的离心，更是旧伦理与新生命的离心。

如果我们把视野拉远，会发现形婚只是全球化浪潮里的一朵小浪花。在荷兰，同性婚姻早已写入民法；在台湾地区，保守阵营用“家庭价值”当武术棍棒，最终仍挡不住立法通过；在非洲某些国家，同志甚至要面对“矫正性强暴”的恐怖。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，经济腾飞与社会保守并行不悖，造就了“形婚”这一极具本土色彩的过渡方案。它既不是终点，也不应成为常态，而是一种过渡期的“疼痛管理”。

如何走出疼痛？答案不在道德呐喊，而在制度补票。首先，法律需为多元关系提供可落地的身份认证，而不是让当事人像黑客一样寻找系统漏洞。其次，教育资源要前置——与其在大学毕业后劝告孩子“找个好人就嫁了吧”，不如在中学课堂里讨论“我是谁、我如何爱人”。再次，媒体应停止把同志描绘成“时尚单品”或“悲情符号”，而是记录他们作为医生、外卖员、程序员、父母的日常。只有当“同志”不再是话题，而只是形容词，形婚才会失去市场。

十年前，我们以为互联网会把一切边缘声音放大；十年后，算法却把每个人困在信息茧房。望远镜依旧存在，只是镜片换成了手机屏幕。真正的改变，或许始于一次微小却决绝的“不”——对父母说不，对模板说不，对“成才”的单一定义说不。当越来越多的个体敢于在公开场合牵起同性的手，形婚就会像旧式武术表演，招式再花哨，也挡不住观众离席。

让我们记住：每一次离心，都是为了下一次向心；每一次先行者的跌倒，都在为后来者的坦途埋桩。愿下一个十年，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能够轻轻放下望远镜，不再需要形婚的铠甲，也不再需要缴费的借口，而只是平静地说——“我们来了，带着爱，也带着被承认的权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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