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婚，像一座临时搭建的剧场，灯光一亮，同志与拉拉便纷纷登台，在亲友面前晒恩爱、晒戒指，甚至晒一份永远不被拆开的喜糖。台下观众鼓掌、流泪、拍照，却很少有人看见幕布背后那张被劝说过无数次的脸——他说：“我只是按下了一个按钮，把自己从通讯录里除名。”

　　在计算机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，“干校”是另一种隐蔽的形婚温床。城市青年被下放，白天挑粪插秧，夜里却要对着油灯写家书，把“同志情谊”翻译成“夫妻恩爱”。他们学会用刻薄的语言掩饰柔情，把“亲爱的”写成“革命的足下”，仿佛只要词语足够硬朗，心口的裂缝就不会被看见。水陆兼程的劳改列车，载着一张张假结婚证，像运送核能废料般小心翼翼——一旦泄露，便是灭顶之灾。

　　今天的形婚则更像一场精心剪辑的短视频：拉拉挽着同志的手臂，穿过草坪，花瓣纷纷落在肩头，背景音乐是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亲友点赞，评论区却有人说：“真好意思晒，骗婚罢了。”屏幕背后的他们，或许正在不同的城市各自租房，偶尔在深夜视频通话，只为确认“下周妈妈要来，记得把牙刷放回主卧杯”。这种关系没有家暴、没有财产纠纷，却有一种更安静的疼痛：你明明在剧场里扮演爱人，却连对方牙刷的颜色都不知道。

　　我曾劝说一位朋友放弃形婚。她说：“我妈心脏不好，我只能给她一场戏。”我问她：“如果戏散场了，她还是要面对真相，那时谁来修她的心？”她沉默良久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至少现在，她还能笑着晒我的婚纱照。”那一刻，我意识到劝说本身也可能是刻薄的——我们站在安全地带，指责别人不敢引爆的核能，却没看见他们脚下的地雷。

　　形婚的残酷不在谎言，而在于它把“婚姻”这件本应柔软的衣服，缝进了太多钢针。同志与拉拉必须学会在针尖上行走：吃饭时不能夹错菜，扫墓时不能叫错称谓，甚至吵架都要压低声音，以免邻居听见“你们怎么分房睡”。久而久之，连柔情都变得可疑——一句“路上小心”会被解读为“你是不是爱上他/她”，一个未及时回复的表情包，就可能引发冷战。婚姻被异化成监控系统，心口的按钮一旦被按下，警报就响彻全身。

　　然而，形婚也有另一面：它让一些人在最逼仄的缝隙里，保存了微弱的火种。我认识一对拉拉，形婚十年，各自与恋人同居。她们把假结婚证锁在抽屉，钥匙扔进河里，却在每年对方生日那天，偷偷寄一张手写卡片。卡片上没有署名，只有一句：“愿你脚下的水陆皆平坦。”这种近乎谍战的温柔，比公开婚礼更惊心动魄。它提醒我们：制度可以除名，却无法删除人心。

　　剧场终会谢幕。当父母老去、社会目光转移，形婚者必须面对终极问题：我是谁？我要如何活下去？有人选择离婚，有人选择坦白，也有人继续维持“合作育儿”的假象。无论哪一种，都需要比当初按下按钮更大的勇气——因为这一次，没有脚本，没有观众，只有自己和心口的那道疤。

　　也许未来的形婚会越来越少，计算机网络让同志与拉拉得以在千里之外找到同类，父母的“心脏不好”也终将被医学与观念共同治愈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至少可以做到：不再用“真好意思”去嘲讽一场无奈的演出，而是俯下身，看看他们足下那双被磨破的鞋。毕竟，每一张晒出来的婚纱照背后，都可能藏着一段不敢命名的爱情，和一颗仍在等待被温柔接住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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