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“形婚”这道被时代冲刷出的暗渠，同志与拉拉常以沉默做声，却又在调研笔记里留下密密麻麻的指痕。去年深秋，我与几位社会学同仁沿长江一线走访，以求在渊深的偏见里打捞一点稀薄的光。列车穿过银色薄雾，窗外的果农正把最后一筐柑橘搬上小货车；他们不知道，车厢里几位老先生、老人家正为“保健品”推销争吵得面红耳赤，那呛鼻的橘子皮味与狭隘的城乡想象，恰像社会对同志议题的双重态度——既想吃水，又怕呛水。

第一站是鄂西某县城。我们蹲守在医院门口发问卷，客流如潮，却鲜有人敢于停下脚步。一位拉拉低声说：“形婚像隐形车票，不拿出来，谁都不会查；一旦亮出，就被当成犯人。”她的女友在旁，把银色发夹别到耳后，镜片后的目光像稀薄空气里的一束激光，平静却锋利。我们记录到：当地七成同志与拉拉选择“形婚”，理由排在首位的是“让老人家安心”。

次日凌晨，我们随一对形婚三年的同志夫妻去探望老先生。老先生八十有三，屋内堆满保健品空盒，像一座座微缩纪念碑。他拉着“孙女婿”的手絮叨：“你们年轻人工作忙，但得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早点生娃。”那一刻，我们看见“形婚”不仅是契约，更是代际之间的止痛贴——贴住了创痛，也贴住了呼吸。

调研越往深处，越像走进一条渊深的隧道。果农老李听说我们来意，在果园边摆开塑料凳，递上自家酿的橘酒。他说：“我闺女在深圳做拉拉，形婚对象是个同志，俩人逢年过节各回各家，像演戏。”老李起初狭隘，怕女儿“断香火”；后来却在一次次电话呛声中明白：女儿的幸福比香火更重要。如今，他主动在包装盒上印彩虹标，客流反而翻倍——银色铝箔在夕阳下闪光，像一面迟到的旗帜。

最后一晚，我们在机•场候机厅做焦点访谈。老人家、老先生、拉拉、同志、果农，身份交错，却共享同一种疲惫：面对社会成见，他们不得不以形婚为盾，以求片刻喘息。广播里反复提醒“请带好随身物品”，仿佛也在提醒：别把真正的自己遗落在安检口。

归途上，我翻看调研记录：有人签字时手抖，有人写下“愿光明早日照进隧道”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形婚并非终点，而是一场漫长过渡。当保健品泡沫破灭、当银色发夹不再被当成暗号、当吃水与呛水的恐惧一并退潮，同志与拉拉终将无需再演给谁看。那时，果园的橘香将混进机•场的风，客流里不再有人因身份而低头；那时，老先生与老人家也许会拍拍年轻人的肩，说一句：“好好过日子，比啥都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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