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前言：当伦理被断成两半

“形婚”不再是地下暗语，它像一把被磨得鲜亮的武器，横亘在同志与拉拉之间。有人用它抵御家庭的敌视，有人用它切割爱情的质。伦理的线被生生扯断，留下两个到期的人：少爷与小姐，在科室的白炽灯下相逢，同声说一句“合作愉快”，心肠却各自澎湃。

二、武器还是盾牌？少爷小姐的双面戏

阿哲是三甲医院心外科的“少爷”，家世显赫，手术刀拿得稳，却拿不稳父亲的目光。父亲只要一句“带女朋友回家”，他便在科室茶水间贴出“征形婚”启事。应征者是拉拉社群的“小北”，短发、耳钉，笑里带逆。她需要一纸婚书去争取国外联合培养配额，他需要一个“妻子”挡掉相亲。“形婚”于是成了双向武器：对外是盾牌，对内却可能刺穿自己。

签约那天，他们把条款写进备忘录：节日同框、社交晒照、三年到期自动解除。看似持久，实则倒计时。阿哲在备忘录末尾加了一句：“若一方遇到真爱，可提前终止。”小北盯着那行字，忽然心软——原来少爷也有怕断的弦。

三、伦理的科室：谁给心肠打分？

医院伦理委员会每周三开例会，讨论器官移植、基因编辑，却从不讨论形婚。阿哲曾试探着问主任：“如果我和一个拉拉假结婚，算不算违反职业道德？”主任推推眼镜：“只要不在医院接吻，就不算。”一句话把伦理缩成行为艺术，也把心肠的澎湃压进抽屉。

然而，抽屉里的东西总会发芽。小北母亲查出乳腺癌，需要家属签字。母亲拉着阿哲的手哭：“女婿，救救我闺女。”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感到形婚的重量——它不再只是对抗父亲的武器，而是一条真实的脐带，连着一个即将断气的生命。伦理的边界被血模糊，他开始分不清自己是医生还是“女婿”。

四、逆风的相逢：当敌视变成回声

形婚第三个月，小北在拉拉酒吧被前女友泼酒：“你背叛我们！”阿哲赶来救场，却被对方一句“直男滚出去”钉在原地。敌视的目光像刀片，把“同盟”切成两半。那晚，两人坐在黄浦江边，风逆着吹，浪花澎湃。小北说：“我以为形婚只是交易，没想到也会疼。”阿哲笑：“疼就对了，证明我们还没完全腐烂。”

他们第一次谈到“以后”。小北想去旧金山做乳腺专科，阿哲想援非。形婚的终点不再是红本注销，而是两个自由灵魂在地球两端同声说“保重”。那一刻，他们不再是少爷与小姐，只是一对相逢于乱世的普通人，用假婚姻守护真理想。

五、尾声：持久的光，断不了的线

三年到期那天，他们没有办离婚宴，只在医院食堂点了两碗牛肉面。阿哲把手术刀钥匙扣递给小北：“留个纪念。”小北回赠一本《拉拉伦理学》：“让你补作业。”走出食堂，阳光正好，照得工牌上的“科室”二字发亮。

形婚的契约断了，但某种更持久的东西留下来——他们学会了在敌视的世界里保留柔软，在伦理的夹缝里寻找缝隙。少爷不再是父权的提线木偶，拉拉也不再是标签的囚徒。下一次相逢，或许在某个国际医学论坛，或许在地震救援现场，他们还会同声喊出对方的名字，像当年喊出“合作愉快”那样澎湃，却不再需要一纸婚书为心肠设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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