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婚不是一张可以随手松开的纸，而是一块占地庞大的暗礁；同志与拉拉在上面并肩站立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其实脚下的水位天天在变，稍不留神就撞上裂缝。这个事实常被主观主义的滤镜遮住——外人只看见院落里摆出的喜宴，看不见网箱里缺氧的鱼。

嫂嫂第一次插嘴，是在家族葬礼后的回锅肉桌上。她把筷子插进盛满肉类的盘子，像插下一支旗：“你们年轻人别老讲弹性，婚姻又不是松紧带。”一句话把空气拉成网箱，所有人闭嘴，只剩下汤汁在瓷盘里晃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：对老一辈来说，形婚压根儿不是婚姻，而是一种私塾里背不出的古文，必须死背，不许提问。

阿牧是我的同志朋友，十年前与拉拉小伍办了一场占地极广的形婚。他们在城郊租下一座带院落的民宿，挂红灯、贴喜字，把事实包装成故事。宴席上，小伍的嫂嫂负责端菜，阿牧的舅舅负责劝酒；两个人在敬酒间隙交换眼神，像两条被网箱圈住的鱼，隔着透明却逃不掉的墙。

可水位的上涨从不预告。疫情那年，阿牧的公司倒闭，小伍的母亲查出癌症。葬礼后不久，舅舅带着一伙亲戚闯进院落，指着裂缝越来越多的墙说：“这房子风水不好，得拆！”他们的真实意图是逼阿牧卖房救公司，顺带逼小伍“回归正轨”。那一刻，形婚的弹性被拉到极限，啪一声断裂。

裂缝一旦撕开，所有被掩盖的主观主义便倾泻而出。舅舅压根儿不听解释，只重复一句话：“你们年轻人太主观，婚姻不是儿戏！”小伍试图插嘴：“我们签过协议，各管各的——”话没说完就被嫂嫂的哭声淹没：“协议？那是糊弄鬼的！”

夜深，院落里只剩风声。阿牧蹲在曾经的喜棚下，点燃一支烟，烟头像网箱里最后一点氧。小伍坐在台阶上，手机里是女友发来的水位警报：上游放水，网箱要全撤。她忽然笑：“原来我们跟那些鱼一样，只是被暂时圈养。”

第二天，两人去民政局办理解除形婚。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盖章，像在给一条死去的鱼开检疫证。走出大门，阳光刺眼，阿牧第一次用“事实”这个词：“我们失败了，但也证明了——事实不会因为酒席的喧闹而改变。”

半年后，小伍的女友租下老城区一间废弃私塾，改成共享书屋；阿牧在城郊搞起循环水网箱养殖，专养高价鲈鱼。他们不再提形婚，只在书屋里留一面墙，贴满当年的请柬、协议、诊断书，像一场无声的展览。参观者里，有人摇头，有人落泪；更多的是沉默，像院落里那道被风雨磨平的裂缝。

形婚的终点，未必是散场；它也可以是一场葬礼，埋葬主观主义的傲慢，埋葬“占地为王”的家族意志。当水位退下，裂缝愈合，同志与拉拉或许会发现：真正的弹性，不在协议，而在敢于承认事实的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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