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夏的风刚掠过北京三里屯，霓虹像一条彩色腰带缠在高楼腰间。人流涌动中，形婚中介的小广告被塞进每一个看似“适龄”的掌心： “同志、拉拉互助，安全签字，保真酒席，东家包办。”然而，真正握笔那一刻，很多人才发现，这张薄薄的协议比任何学术读物都更难看——它用法律语言为爱情掘墓，又用社会期待为孤独加冕。

　　形婚，顾名思义，是“形式婚姻”。在现行婚姻法尚未承认同性•伴•侣的缝隙里，它像一把菜刀，被同志与拉拉握在手里，笨拙地切开来自家庭、单位、邻里的逼婚压力。有人把它比作百家争鸣时代的“纵横术”，志士们各为其主，却共用一张婚书；也有人嘲讽它只是烘托喜庆的道具，红幔落下，真相仍要穿行于暗处。

　　签字现场常常荒诞得像一幕舞台剧。初夏的午后，两位“新娘”在婚庆公司租来的小院里背台词：

　　“等会儿亲戚问怎么认识的，就说一起登山。”

　　“那登山包呢？”

　　“早准备好了，挂在墙角当道具。”

　　而那位被邀来充当“东家”的直男好友，一边帮忙贴喜字，一边偷偷把真正的伴侣拉进角落：“我就站五分钟，拍完照就走，你们别真让我敬酒。”

　　然而，再精心的剧本也挡不住生活本身的锋利。形婚的第三年，拉拉阿澈发现“丈夫”的男友发来短信：“今晚别回家，我在你家。”她盯着屏幕，突然意识到：自己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——法律上，她是“配偶”；生活里，她连邻居问一句“你老公怎么又出差”都得笑着打圆场。那一刻，她感觉腰间那条象征喜庆的红色腰带，变成了锁链。

　　更难的是与原生家庭的周旋。同志小赵的母亲从老家扛来一筐土鸡蛋，非要看儿媳“补补身子”。小赵只好请拉拉搭档临时出演，两人在厨房演双簧：一个切菜，一个递盐，刀背与菜刀的碰撞声像心跳。母亲满意地擦泪：“孩子终于正常了。”小赵却在母亲转身瞬间，把鸡蛋全数塞进冰箱最深处——那里早已冻着他和男友三年的旅行票根，像被封存的证据。

　　形婚的缝隙里，也有微光。有人把它当作过渡：先让父母松一口气，再慢慢铺垫出柜；有人写下详细的“离婚协议”，把财产、赡养、甚至未来孩子的探视权写得比真夫妻还周全；更有人在婚礼誓词里夹带私货：“愿我们都能在法律照不到的角落，自由相爱。”台下宾客鼓掌，只有他们彼此听懂，那是说给真正的恋人听的。

　　当百家争鸣的舆论场开始讨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时，形婚似乎成了尴尬的历史遗物。然而，只要婚姻法尚未完全敞开大门，它仍会在城市与县城的夹缝里穿行，像一条隐秘的运河，把痛苦与希望同时运向远方。

　　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不再需要菜刀来劈开制度之墙，不再需要难看的说辞来装饰真实的渴望。那时，形婚会像初夏的一场急雨，下过就晴；而彩虹之下，同志与拉拉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牵起爱人的手，告诉世界：这不是演出，这是生活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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