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婚，在今日已不再是冷僻词汇，它像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，把同志与拉拉一并塞进逼仄车厢，车门一关，便驶向各自必须扮演的角色。车窗外的世界如火如荼地庆祝爱情，车厢里却终日冷清，只剩呼吸在玻璃上留下雾痕，像一句无声的诅咒。

我曾在草原边缘采访过一位牧民，他叫阿古拉，四十岁，户口本上印着“已婚”。妻子是同村的其其格，一位笑容璀璨的拉拉。他们的婚姻是典型的形婚：对外是夫妻，对内是邻居。婚礼那天，整个嘎查像过节，羊肉的油脂滴进火堆，火星噼啪炸响，仿佛要给这段冷清的契约添点温度。可到了夜里，新郎新娘各自回到蒙古包的东西两侧，像两棵不相干的乔木，根系隔着整片草原，谁也不敢往深处探一探，怕一脚踏进沼泽。

阿古拉说，他的眼界是在北京地铁里被撑开的。那年他去参加畜牧博览会，第一次看见彩虹旗贴在地铁车厢，像一股清泉冲开他心底的铁锈。他才知道，原来世界之大，容得下“同志”二字堂堂正正地亮在太阳底下。回到草原后，他却更用力地躲藏，因为草原的增量不是开放，而是更深的沉默。这里的牧民敬畏长生天，也敬畏闲言碎语，一句“不正常”就能让羊群失去膘情，让鲜奶漏酸。

其其格则把形婚当成一张全能通行证。她在旗里开民宿，游客喜欢听“草原夫妻”的传奇，她便与阿古拉在镜头前微笑，像璀璨烟火，短暂却足以点亮旁人的想象。烟火熄灭后，她回到冷清的柜台，记账、关窗、刷拉拉社交软件，给远方的女友发语音：“今天又有客人问我啥时候要孩子，我说羊还没养肥呢。”声音轻得像漏风的门缝，一吹就散。

形婚对他们而言，不是爱情的替身，而是生存的盔甲。草原的夜色像一块巨大的沼泽，稍不留神就会陷进去，连呼救都被风声吞没。盔甲虽重，却让他们得以在沼泽上行走，留下一排排看似坚定的脚印。可盔甲之下，皮肤依旧渴望风，渴望清泉，渴望不必躲藏的呼吸。

去年冬天，嘎查通了5G，短视频里“形婚互助群”如火如荼。阿古拉刷到一个帖子：北京一对同志与拉拉办集体婚礼，四人行礼，八人敬酒，场面比春晚热闹。他转发给其其格，问：“咱们要不要也去凑个增量？”其其格笑出了眼泪：“咱们的草原够大了，再多人也装得下，可我们的父母装不下。”一句话，像把钝刀，割不开盔甲，却割疼了心。

春天来时，草原返青，羊群像滚动的云。阿古拉忽然提议：“要不我们离婚吧，把形婚还给形婚，把自由还给自己。”其其格愣住，良久才说：“离婚证能挡住闲话吗？挡不住。但它能让我们夜里不用再背对背假装打鼾。”他们去了旗民政局，签字那天，办事员惋惜地问：“这么般配，咋散了？”阿古拉望向窗外，远处两棵乔木在风中轻轻碰撞，像久违的拥抱。他说：“因为我们不想再躲藏了。”

离婚证拿到手，阿古拉把它压在枕头下，像压住一段旧梦。夜里，他第一次听见其其格在隔壁蒙古包唱起蒙语情歌，声音不高，却像清泉流过旱地。他推开门，星空璀璨得近乎奢侈。那一刻，他明白：形婚不是诅咒，而是过渡；草原不是沼泽，而是孕育；冷清不是终点，而是火种。他们终将像两棵真正的乔木，各自扎根，却共享同一片蓝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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