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“形婚”一词在同志社群中悄然流传，它好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社会压力、家庭期待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复杂博弈。形婚，即形式婚姻，通常指男同性恋者（同志）与女同性恋者（拉拉）为应对家庭催婚、社会偏见等压力，选择缔结无实质性亲密关系的婚姻。这种“契约式婚姻”看似荒诞，实则是特定社会语境下，同志群体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做出的“权宜之计”。

形婚的“客体”属性尤为明显——它不是基于爱情或性的结合，而是将婚姻简化为一种社会功能：满足父母对“正常家庭”的期待，省得被亲戚朋友追问“何时结婚”；在户籍、财产等制度仍与婚姻绑定的情况下，形婚成为同志获取社会资源的“工具”。有调查显示，超六成形婚者表示，选择形婚是为了“给家人一个交代”，而非追求个人幸福。这种“为他人而婚”的逻辑，将婚姻从情感的联结异化为社会的“表演”，折射出同志群体在主流价值观下的生存困境。

然而，形婚并非同志群体的“终极答案”。它像一座临时搭建的桥，虽能渡过眼前的急流，却无法抵达真正的彼岸。形婚中的“合作”往往脆弱：财产分配、赡养义务、甚至“假戏真做”的风险，都可能成为矛盾的导火索。更关键的是，形婚无法解决同志群体最核心的诉求——被社会作为“公民”平等对待。当婚姻成为掩盖性取向的“保护色”，同志群体反而更难以“飞扬”自我，发扬真实身份下的创造力与生命力。

历史上，许多边缘群体都曾通过“策略性妥协”争取生存空间。比如古代科举制度下，寒门学子通过“进士”身份突破阶层壁垒；近代海港城市中，商人为躲避战乱选择“中标”官方工程以换取庇护。这些“权宜之计”虽有其现实合理性，但最终推动社会进步的，仍是群体对平等权利的持续争取。同志群体亦然：形婚可以是一时的“主心骨”，但真正的解放，需要社会从制度到文化的全面变革。

近年来，一些积极信号正在出现。某地法院在审理一起同志形婚纠纷案时，首次在判决书中提及“性取向自由”，虽未直接支持诉求，却释放了司法包容的信号；某企业高管公开形婚经历后，收到来自同事的贺信，称“你的勇敢让我们看到，不同也可以被接纳”；更有同志社群发起“拒绝形婚”运动，倡导“与其草草结婚，不如坦诚相爱”，呼吁社会正视性少数群体的“独一无二”的存在价值。

当然，同志群体的权利突围仍面临重重阻力。部分地区仍存在将同性恋视为“通缉”对象般的偏见，公共空间中针对同志的歧视言论屡见不鲜。但正如长空中的飞鸟终将突破云层，社会的进步也往往始于少数人的“不妥协”。形婚的流行，恰恰说明同志群体已不再满足于“隐身”，而是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话语权——哪怕这种争取带着妥协的痕迹。

未来，同志群体的婚姻形态或许会走向多元化：有人选择形婚作为过渡，有人坚持单身，有人勇敢出柜……但无论何种选择，其核心都应是“做自己”的权利。当社会不再将婚姻视为“必须完成的任务”，当每个公民都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被指摘，形婚自然会成为历史名词——那时，同志群体才能真正“发扬”自我，在阳光下飞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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