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春天的柳絮再次飘满城市街头，同志群体却未必能感受到季节的温柔。对于许多拉拉（女同性恋）和男同志而言，形婚——与异性缔结形式上的婚姻关系——已成为一种看似“易”行的生存策略。她们在家庭压力与社会规训的夹缝中，用一纸婚书开具“正常”的证明，却往往在婚姻的围城里陷入更深的忧虑。这种选择背后，既有现实的无奈，也有对自我认同的挣扎，到头来，形婚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？

形婚的兴起，与传统文化对婚姻的强调密不可分。在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”的集体叙事中，不婚者常被视为“异类”，甚至被诊断为“心理问题”。一位拉拉在接受学术访谈时坦言：“父母以断绝关系相逼，说我‘不正常’，形婚是唯一能让他们收回威胁的办法。”这种压力下，形婚成了许多同志的“应急方案”——就近选择一位同志伴侣，签订婚姻协议，各自保留情感与性的自由，同时满足家庭对“传宗接代”的期待。表面看，这种安排似乎“易”于操作，实则暗藏增殖的矛盾：从财产分割到生育问题，从家庭关系到社会舆论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引爆冲突的导火索。

学术界对形婚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社会功能。有学者指出，形婚是同志群体在缺乏法律与社会支持下的“创造性抵抗”，它通过模仿主流婚姻模式，暂时消解了家庭与社会的压力。然而，这种抵抗往往是脆弱的。一位参与形婚的男同志回忆：“婚礼当天，她（形婚对象）的父母拉着我的手说‘终于放心了’，可我的父母却在偷偷抹眼泪——他们知道这婚姻是假的。”这种“表演”式的婚姻，不仅需要双方持续投入情感劳动，更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长期损耗。研究显示，形婚者中抑郁、焦虑的比例显著高于普通婚姻群体，其核心原因在于“身份分裂”带来的内在冲突：既要扮演“好丈夫/妻子”，又要坚守同志身份，这种撕裂感如影随形，难以消解。

形婚的“易”与“忧”，在生育问题上尤为凸显。为了满足家庭对“后代”的期待，许多形婚夫妻选择通过人工授精或代•孕生育孩子。这一决定看似解决了表面问题，实则将矛盾推向了更深层次。一位拉拉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孩子出生后，两家老人争着带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是‘计划产物’，我们对他没有传统意义上的‘夫妻之爱’。”更棘手的是，当一方在婚姻中逐渐产生情感依赖，而另一方却坚守形婚初衷时，关系的失衡便难以避免。有案例显示，部分形婚夫妻因一方“假戏真做”而闹上法庭，争夺孩子抚养权、财产分割权，曾经的“合作”到头来成了互相伤害的武器。

形婚的困境，本质上是同志群体在主流话语下的生存策略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社会对“正常”的狭隘定义，也映照出个体在压力下的妥协与挣扎。一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强调：“形婚不是同志群体的‘最优解’，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‘次优选择’。要真正解决问题，需要社会对多元性取向的包容，需要法律对同志婚姻的认可，而不是让个体在形婚的泥潭中独自挣扎。”

大道至简，真正的解决之道或许在于重新定义“婚姻”本身。当社会不再将婚姻视为“人生必选项”，当家庭不再以“传宗接代”为唯一目标，当同志群体能自由选择伴侣而不必担心被诊断为“异常”，形婚或许会像秋天的落叶，自然凋零，归于尘土。而那些曾在形婚中受伤的灵魂，也终将在更包容的世界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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