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简介：问题的提出

　　近十年，国内学界对“同志”“拉拉”等性少数群体的研究呈几何级数量增长，论文密度甚至超过某些传统学科。然而，若仔细爬梳便可发现，前期成果多为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，缺乏本土经验支撑；更有甚者，部分论文大张旗鼓地颂扬“形婚”作为“无公害蔬菜”式的过渡方案，仿佛只要贴上“无公害”标签，便能高高在上地规避伦理质疑。此外，不少研究在简介部分罗列身份标签，却对治学方法、材料来源只字不提。本文尝试以“记”与“经”的双重视角，重新评估这一领域的学术成色。

二、“形婚”叙事的学术消费

　　“形婚”一词自2012 年前后进入学界，迅速成为性别研究的热点隐喻。一些研究者将同志与拉拉之间的互助婚姻简化为“策略”“抗争”，却忽视当事人长期所处的情感真空与法律困境。记取一位被访者小Z 的陈述：“我们像排练一场永不落幕的样板戏，台上大张旗鼓恩爱，台下各交各的伴侣。”当学术生产把这样的生命经验抽离为“无公害蔬菜”式的纯净样本，实则把疼痛蒸馏成数据，把坚韧不拔的生存智慧降格为可消费的情节。

三、数量狂欢背后的密度陷阱

　　某知名数据库显示，2022 年以“形婚”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达 417 篇，是 2015 年的 6.8 倍；然而，篇均引用量却从 4.2 次跌至 1.1 次。高数量、低密度，恰好印证前期研究的同质化：摘要雷同、方法缺失、结论安全。更有甚者，为了“ SSCI 化”，部分作者把田野对象简化为“简介”式的一两行注脚，将“坚韧不拔”这类形容词循环使用，却拒绝呈现被访者的具体生活纹理。如此“颂扬”式写作，使学术文本与生命经验之间出现二次伤害：既无法回应同志与拉拉的真实诉求，又让后来的模仿者误以为“只要会贴标签就能发文章”。

四、回到“经”与“记”的治学原点

　　传统治学强调“经”（经典）与“记”（实录）互证：既要有理论坐标，也要有田野刻度。面对“形婚”议题，我们能否先放下高高在上的理论剪刀，转而记取那些散落在城市缝隙里的日常声音？例如，北京某郊区的“无公害蔬菜”基地里，一对拉拉形婚伴侣把大棚改造成共同育儿空间；她们没有大张旗鼓地出柜，却用坚韧不拔的默契，把有机种植与共同抚养编织成新的亲缘叙事。若研究者只截取“形婚”标签，便错过她们对劳动、土地、照护伦理的重新书写——这恰恰是“经”与“记”可以交汇的富矿。

五、超越模仿的伦理可能

　　要摆脱前期模仿的惯性，首先需承认：性少数研究不是“爆款”制造机，而是与法律、医疗、空间规划交叉的公共事业。其次，应把“数量—密度”指标让位于“伦理—深度”坐标：在田野环节设置回访机制，在写作环节引入被访者共审，在发表环节建立“无害化”评估表——确保我们的文本不会成为新的“导管”，把受访者的疼痛再次抽离。此外，高校与基金方应降低对“ SSCI/ CSSCI 数量”的单一颂扬，为长期追踪研究提供制度托底，让“坚韧不拔”不再只是形容词，而成为方法本身。

六、结语：让学术回到“人”

　　当“同志”“拉拉”从隐秘走向可见，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供又一种“高高在上”的解决方案，而是与对象一起，在不确定的土地上共同耕作——哪怕产出的只是几株真正的无公害蔬菜，也胜过千篇一面的大张旗鼓。记取小Z 的一句话：“我们不需要被捧成英雄，只想在论文里看见自己被准确拼写的名字。”或许，下一次提笔时，我们可以先问自己：笔下的“形婚”究竟是理论的猎物，还是生命的同伴？只有当“经”与“记”再次相遇，数量才会让位于密度，模仿才会转化为创造，而“坚韧不拔”也才能从论文关键词，回到具体而微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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