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以为签下的是“协议”，没想到是“陷阱”
今年35岁的李然（化名）是一家外企的项目主管，收入稳定、性格独立，但唯一扛不住的是父母每年春节的“催婚高压”。在闺蜜半开玩笑的建议下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“形婚”这个词——找一个同样不想结婚但有结婚需求的伴侣，办一场给家人看的婚礼，内部分清财产与生活界限，各取所需。李然心动了，甚至觉得这是最理性的解决方式。
她在一篇名为“同城形婚互助”的帖子下留言，很快就收到了一个“条件极般配”的男士私信。对方叫孙某，声称自己也是被家里逼婚，且在国企工作，有房有车，唯一条件是“婚后不同居，配合过年回家演好戏”。两人微信聊了一周，李然觉得对方谈吐得体、思路清晰，比自己更懂“形婚规则”，逐渐放下戒备。
“办婚礼需要打点”成了连环索款的开始
为了把戏做足，孙某提议先拍婚纱照、办一场小型婚宴，并主动提出要带李然去见父母。可就在准备阶段，孙某开始以各种名目让李然转钱：先说是“给家里请客吃饭的定金”转了2万，又说是“为了把户口本上的婚姻状态改真实需要找人托关系”转了3万，接着又说“婚后要给两边老人一个交代，需要买对戒指做样子”转了1.5万。每一次他都发来“和父母商量”的聊天截图——后来警方查明，那些截图全是伪造的。
直到孙某以“需要给民政局工作人员包红包才能加快办证”为由，索要最后一笔2万元时，李然突然意识到不对：她从未见过孙某的身份证原件，也从未去过他嘴里提到的“单位”和“家里”。她鼓起勇气提出视频看一下孙某的户口页，对方却立刻翻脸，声称“你不信任我就算了”，随后将其拉黑。李然这才彻底醒悟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
法律透视：形婚中的“自愿给付”为何成了诈骗罪
李然报警后，警方通过她的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内容，锁定了孙某的真实身份。原来孙某早已结婚，并且因沉迷网络赌博欠下大量外债。他利用“形婚”这一灰色地带，虚构自己未婚、有事业、有形婚需求的事实，诱导李然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。最终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三年，并责令退赔全部赃款。
这个案例最值得深思的一点是：李然最初是“自愿”付款的，为什么孙某仍然构成诈骗罪？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，诈骗罪的核心在于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。孙某虚构了“形婚”这一根本性事实——他根本没有形婚意愿，只是以此为诱饵非法占有财物。而李然交付的钱款并非用于真正的合同履行，而是基于“和孙某结婚”这一虚假前提。形婚协议本身虽不被法律认可，但财产给付是否出于真实意愿、对方是否虚构核心事实、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，这些才是定罪的关键。司法实践中，只要证据链完整，以形婚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完全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比损失钱款更可怕的是：边界感缺失与法律真空
李然算是幸运的，至少追回了部分损失。但更多形婚骗局的受害者，往往陷入“不敢报警、无法举证、自认倒霉”的困境。核心痛点有三：第一，形婚行为本身游走在社会伦理和法律边缘，受害者担心报警后“形婚”事实被公开，反而被舆论羞辱；第二，许多人为了追求“真实感”，直接用现金、红包形式给付财物，导致资金流向无法追溯；第三，双方签署的所谓“形婚协议”在法律上大多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，既无法约束对方真实履约，也无法作为财产返还的依据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骗局中骗子甚至利用受害者的羞耻心理，在事后反向威胁，要求继续转账，否则就曝光其形婚意图和私下往来记录。
破局路径：不寄希望于人品，只依赖制度与证据
任何形式的关系，如果一开始就建立在“需要欺骗他人”的基础上，就已经埋下了风险。若确实要探索非传统婚姻模式，必须做到以下几点，缺一不可。
第一，身份与事实核查是第一道防线
不要只通过社交平台判断对方。必须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离婚证明（若离异）、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并通过视频与对方直系亲属进行“有深度的闲聊”，而非看对方转发的截图。有条件的话，委托律师调取婚姻登记信息，甚至做一次公开背景调查。孙某的骗局是从伪造聊天记录开始逐步铺垫的，如果李然在第一次转账前坚持线下见面并查验原件，骗局根本不成立。
第二，让每一笔钱都走银行账户并注明用途
所有涉及金钱的往来，必须通过银行、支付宝等可追踪渠道转账，并在附言中写明“用于形婚协议项下某某费用”。不要接受“现金红包”“代付”“买礼物”等模糊事由。一旦对方要求“以现金方式给父母见面礼”，就要警惕——这往往是销毁证据的开始。同时，保留所有微信聊天原始记录，不要清理手机，必要时进行公证。
第三，拒绝任何“先付款后签协议”的安排
形婚协议不管最终效力如何，都能起到证据作用。在签订书面协议并由双方律师见证之前，不要支付任何大额款项。协议中必须明确：双方没有真实的结婚意图；各自财产独立；因形婚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平均分担或按约定承担；任何一方以结婚为名索要款项的，均视为欺诈；若一方虚构婚姻状况，另一方有权追偿。即使协议无效，它也能证明你“不是糊涂给付”，而是基于对方的虚假承诺。
第四，发现被骗后立刻固定证据并刑事报案
不要因羞耻感而拖延，更不要相信骗子“还钱私了”的承诺。报警是最高效的止损方式。在报案时，重点陈述“对方虚构了未婚、形婚需求等事实”，而不是单纯强调“我被骗了钱”。公安机关对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有金额门槛（各地多为3000至5000元），李然案涉及8万元，已属于“数额巨大”。对于小额骗局，也要坚持报案，这能有效阻止下一个受害者出现。
经验沉淀：形婚从不是法律空子，而是风险放大器
从李然案中能够提炼出一条最深刻的经验：形婚的本质是契约合作，但法律不保护以违背社会公德为目的的契约。它无法给你真正的安全，只会放大你对人性黑暗面的幻想。长期维持平衡的唯一途径，是预先假设最坏情况并做好证据与财产隔离。别把“合作方”当朋友，别把“演一场戏”当成人生避风港。真正能保护你的，不是一纸或真或假的协议，而是你始终清醒的头脑和永不放弃法律武器的那份理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