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形婚”这个词，像一根旱烟杆，外表锃亮，里头焦黑。同志与拉拉被塞进同一根烟管，点火、吸气、吐雾，看似轻盈，却把无力悄悄吸进肺里。月中那天，我陪阿九去“领取”她的新身份——一张红色租赁契约，上面写着“配偶：阿野”。阿野是拉拉，短发、散打教练，拳头比小吃摊的锅铲还硬。两人并排坐在民政局的长椅上，像等待瓜分奖品的选手，奖品却只是一本被格式化的平板。

　　开会是在小吃店后院。阿野把平板往桌上一摔：“以后父母逼婚，我们就甩出这本证，省得他们天天开旱烟批斗会。”阿九不以为然，她夹起一块猪血，血浆在筷子尖晃荡：“你以为领完证就安全？形婚不危及谁，却危及我们自己——把真话练成散打，一拳打出去，先疼的是自己。”

　　我作为观察员列席，像偷录口供的摄像，镜头里两条灵魂被德治的绳子捆成麻花。阿野的教练馆月底要拆迁，开发商像瓜分蛋糕的刀，把城区切成一块块平板；阿九的母亲住院，血浆告急，家属互助群却先问“你老公呢”。无力感像旱烟味，黏在头发里，三天不散。

　　他们决定“悄悄”办酒。月中十五，月亮像一盏冷白的灯，照得租赁的饭店大堂像散打擂台。双方父母各坐一排，脸上写着“不以为然”，嘴里却嚼着“欣慰”。阿野穿西装，阿九穿长裙，高跟鞋一崴，她低声骂：“这鞋跟比我弟的平板还难驾驭。”证婚人是街道办退休主任，开口就是德治三字经：“家和万事兴，国稳靠婚兴。”台下掌声雷动，像瓜分福利的旱烟客，没人问新人疼不疼。

　　敬酒环节，阿野的散打队友抬来一只血浆袋——里面灌的是葡萄汁，外贴“形婚专用”条。他们起哄：“喝交杯，补补血！”阿九笑，笑得比小吃摊的油炸臭豆腐还苦。她悄悄把葡萄汁倒进花盆，无力地想起医院里的母亲：真正的血浆一袋八百，形婚的“血浆”一文不值，却必须仰头饮下。

　　夜里散场，两人回到租赁的一居室。阿野把西装甩到平板电视上，喘得像刚打完五回合：“以后我妈再催娃，我就说我散打受伤，子宫震移位。”阿九躺进沙发，手指划着结婚证上的烫金：“这张纸能保我们多久？开发商明天就来拆楼，危及的不止是房子，还有我们编造的德治童话。”

　　童话在第三个月破裂。阿野的父亲突发脑溢血，老太太拄着旱烟杆守在医院，点名要“孙女婿”来陪护。阿九被迫请假，每天端血浆、送快餐，像被租赁的护工。老太太却悄悄对病友说：“我儿媳以前是练散打的，屁股大，好生养。”阿九在走廊笑出声，笑到无力，笑到必须躲进消防通道里哭。

　　更糟的是，阿野的前女友——一个真正的拉拉，因“形婚”曝光被单位辞退，连夜逃离这座城市。消息像旱烟里的火星，落在阿野心口，烧出一个洞。她第一次意识到：形婚不是两个人的悄悄游戏，而是一场瓜分尊严的公开处刑；只要纸包不住火，德治的拳头就会砸向所有边缘人。

　　她们决定“散打散伙”。没有撕破脸，没有瓜分财产，只在平板电视上留下一行字：

　　“租赁的誓言到期，血浆已冷，旱烟灭。我们不再开会，不再假装以德治国，而以真治己。”

　　阿九把结婚证塞进母亲枕头下，附一张纸条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但我不想再骗自己。”阿野回到拆迁后的废墟，把散打沙袋吊在残墙，一拳一拳打，像要把形婚的烟味全打出胸腔。

　　故事的最后，两人在小吃摊前重逢。摊主推来两碗热豆浆，血浆色般的豆香蒸腾。阿野说：“我准备去南边，教孩子们真散打，不教他们打自己。”阿九笑：“我陪我妈透析，顺带给病友发传单——告诉他们形婚不是解药，只是延迟发作的旱烟。”

　　她们没有拥抱，只是各自端起碗，轻轻一碰，像碰碎一面无形的平板。豆浆晃出几滴，落在地上，像微小的血浆，也像熄灭的旱烟灰。

　　德治的月亮仍旧月中圆，可她们已不再需要租赁的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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